六 卓娅家贫心事多 爱心相助我定夺
看我一个人忙来忙去的站摊，好心的人又给我介绍一个“帮忙干”卓娅。卓娅，我从小就知道这是苏联女孩的名字，我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然，这个卓娅不是故事中的卓娅，她穿得很平常，言谈举止比较稳重，很像我们喜欢的老实人。
我对她说：“我对‘帮忙干’要求是很严格的，我雇的人必须好好工作，你能行吗？”
她说：“行，我听话。”
我看她态度不错，就说：“那你就留下吧。”
她高兴地说：“谢谢！”
通过一天的观察，我打算让她去中心市场开摊。那是中国人最早卖过货的地方，现在那里卖货的都是乌兰乌德人，有不少闲地方。
每天早晨，卓娅都必须来我房间取货。这时，我会把沏好的一杯中国绿茶递给她，她总会说声谢谢。
一次，她边喝茶边说：“列娜，您多像我的妈妈呀！”
我问：“你妈妈在哪儿？”
她说：“在农村，我还有个妹妹。”
我说：“我有一儿一女，都比你大。”
她开心地说：“他们是我的中国哥哥和中国姐姐。”
同站市场的中国人，你忙我也忙，忙的不一样。有的一家好几口人，自己忙。有的雇了“帮忙干”，自己不当甩手掌柜的，照样忙。有的摊位多，雇几个“帮忙干”，管理忙。另有一种人不卖货也忙——玩忙，划拉几个人就支起了扑克局。我的摊后边，几乎每天都有几个大男人打扑克。玩着玩着，有人不玩了，说要去追“帮忙干”。原来，有人送信说，他在瓦特尔市场的“帮忙干”把货扛跑了。怎么，“帮忙干”还能把货给扛跑了？我大吃一惊。
我说：“找警察呀！”
那人说：“咱雇人时也没通过警察，人家能管吗？”
还有人说：“咋管哪，‘帮忙干’多数家住农村，上哪儿找去？”
我说：“那就没希望了？扛走多少货？”
有人说：“大概有4000多块钱的货，够他干一阵子才能挣回来。”
我说：“看来，对‘帮忙干’真得注意点，不能太放手了。”
又有人说：“唉，扛走点货拐走点钱，那都是常事儿。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买卖，能没人惦记吗？没听说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话说得一点不假，“帮忙干”要真惦记上你的东西，她总会想办法捞点。有一次，我回满洲里上货晚回来两天，检查卓娅卖货账时，就发现了问题。
10天的卖钱额之和看账面数相符，剩货余额也没问题。查到此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在明细账上，却发现了可疑之处：在老年毛衫那一栏，每天都有明显的改动。事发在我走后的第二天，账上记着卖了4件，后来用红笔把4改成6，而卖钱额并未增加，多卖的两件钱哪去了。由于改了这一笔，以后每天的余额都相对减少两件，而且也是用红笔改的。很明显，事先用蓝笔记好的账，改在我回来之前。
我手拿账本，坐在她的身边，把问题指给她看。我说：“卓娅，这几天的账我没有看懂。”
她反问我：“你有什么疑问吗？”
我问道：“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4改成6？”
“啊？啊，”她显然有些紧张，“那天，那天是卖了6件，我记错了。”
“是吗，为什么账面上只收了4件的钱，那两件呢？”她站起身来，左手拿起账本，右手托着下巴，眼睛只往下看，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我知道她没法回答我，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老毛衫这一行，每天的余额都是改过的？难道你每次记到这一行的这一笔就必须换红色吗？你不怕麻烦吗？这一问更是无泄可击，她用右手端起茶杯并喝了一口，不像往常那样去品尝中国茶的香味，而是一口接一口地喝了起来。我知道她是在掩饰自己的不安，直到她把茶水喝尽，才把杯子放到桌子上。
我看到她的手有些颤抖，好像被热水烫过。然后，她低下头，默认了自己的过失。
我不想更多地批评她，但我要警告她，让她明白。我说：“卓娅，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蒙骗我？你想抓我糊涂吗？错了，我也学过财务，你耍这点小聪明我一目了然。”
“列娜，别说了，我再不敢了，这两件毛衫的钱我赔。”她打断我的话说。这时，我才发现她的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
这几天，都亚市场的大税查得很严，午饭后有人说查大税的快来了，我就随着一些人早早地收了摊。我忽然想起让人不放心的卓娅，就直奔中心市场去了。
中心市场，一改当年的繁荣景象，再也看不见那拥挤的人群。稀稀拉拉能数得清的人，好像在公园散步，携手揽腕地从摊床前走过。卓娅坐在板凳上，她并未看见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说来赶巧了，我忽然发现大家都叫她漂亮女人的中国人向卓娅走去，漂亮女人不知给她点什么，并在卓娅耳边耳语了几句就走了。再看看挂衣服的地方，有几件不是我的货，是卓娅的吗？不可能，她没有这个条件。是谁的呢？噢，我明白了。
我走过去说：“卓娅，卖多少钱了？”
“没卖多少。”说完她才发现是我，“列娜，你怎么来了？”她甚至有些惊慌。
我说：“听说你这儿增加了新货，我过来看看。”她听出我话中有话，不自觉地看看那几件衣服。
我看着那几样货问：“这几样货不是我的，怎么回事儿？”
她吱唔着说：“是，是我的。”
我说：“你长进很大嘛，学会做买卖了，好样的。”她很自然地抿着嘴笑了。
我告诉她：“等收摊费时你也要交一些。”
她反对说：“列娜，我不能交。”
我问道：“为什么，既然这地方挂着我们俩的货，让你拿点摊费不对吗？”
她说：“列娜，我没有钱。”
我说：“你不是有货吗？卖了货就有钱了。”
她只好说了实话：“列娜，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其实这货不是我的。”
我不解地说：“不是你的，为什么挂这儿？”
她说：“是一个中国女人放在这的，让我给代卖。”
果然不出我所料，刚才那个漂亮女人正是给卓娅送货的。我当然不高兴，就说：“代卖，我们自己的货还卖不完，为什么要给别人代卖？”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挑了一条“帅哥”裤子走了。卓娅把账记了，卖价高于最低限价30卢布，还行，没提成。
过了一会儿，卓娅有些难为情地说：“列娜，是我不好，不该私自为别人代卖货。”
我说：“你看，好地方挂着别人的货，我的东西却挤在不显眼的地方。”卓娅的反应就是慢，话说到这分上，她还不知道把货摘下来。
于是，我不耐烦地说：“怎么，还用我自己动手吗？”
她这才如梦方醒地说：“不，我来摘。”我的货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突然问卓娅说：“卓娅，我对你怎么样？”
她满意地说：“哈拉少！”
我又说：“而你对我好吗？”她右手摆弄账本，眼盯着我发愣，让我给问蒙了。我只好换个问法：“你工作干得好吗？”
她很随意地回答：“还行。”
我笑着说：“为什么还行，而不是很好？”
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很想干好，可是我更需要一笔钱，所以……”
“你为什么需要一笔钱？”
“替我妹妹交学费。”
“你已经结婚，女儿也两岁了，为什么还要替妹妹交学费？”
“因为我家里没有钱，如果我不帮她，妹妹只能退学。”
原来是这样，我顿时同情起她来。同时，我又想起了“大革命时期”，它使我们“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代人过早地走出了舍不得离开的校门，摸爬滚打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那书声朗朗的课堂，永远是我的向往。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学有所成，我才走进了乌兰乌德。不管是什么原因迫使学者辍学，都是一场悲剧。为妹妹交学费是压在卓娅肩上的一副重担，难得她有这分爱心。可是，她自己的生活还节衣缩食，要凑足妹妹的学费谈何容易？要不我借给她，可她啥时候能还给我呢？万一她突然不干了，这钱……要知道，中国人是最不愿意和“帮忙干”打金钱交道的。
虽然我不情愿，但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卓娅，给你妹妹交学费得要多少钱？”
“4000卢布。”
“你没向亲朋好友借吗？”
“借了，没借着。”
“为什么，他们怕你不还吗？”
“不是，他们都没有钱。”
“是这样？”我的心软了，“如果有人借给你这笔钱，你将咋还呢？”
“我每天挣100卢布，会还50卢布，慢慢就还完了。”
听了她的还款计划，虽然感觉时间有些漫长，但她已经尽力而为了。我决定借给她这笔钱，于是我拿出4000卢布对卓娅说：“这是4000卢布，拿去给你妹妹交学费吧。”
卓娅双手接过4000卢布，露出从未有过的天真说：“列娜，想不到你会帮助我。”接下来她并没说谢谢，而说了声对不起，她自责地苦笑着，像木头一样立在那里。
卓娅给妹妹交了学费，精神头十足，工作热情比过去高多了。她一改往日那种不紧不慢的作风，每日早出晚归，我再没为她操过心。
一天早上，卓娅左手捧着一大瓶酸奶，右手拎着装有胡萝卜和西红柿的兜子走进房间。
我以为她刚从副食商场来，就问：“怎么，大清早就买吃的去了？”
她说：“不，这是一个朋友从农村捎来的，是我妈妈特意送给您的。”
“送给我的，太谢谢了！”
“列娜，是我们应该谢谢您，妈妈让我转达全家人对您的谢意！”
刚放下东西，卓娅就要去交下月的床费，我劝她喝了茶再去，她说有事找领导商量，要赶早去。不大会儿她就回来了，进门就说：“成了，成了！”
“什么成了，看把你乐的。”
“给咱们免了12天的床费。”
“免床费，为什么？”
她解释说：“因为你去满洲里上货，我去都亚看摊，这边摊床停了12天。我告诉领导说这是我的摊床，是回农村探亲耽误卖货的。”
我问：“而为什么不说是我的摊床？”
“因为这不是中国市场，中国人没这个待遇。”
“啊，是这样。”
事实上，中国市场的中国人仍然没这个待遇。而在中心市场卖货的乌兰乌德人，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请假就可以少交摊费。中国人的摊床要按月交摊费和大税，有特殊情况不能出摊时，就得把摊床租出去，不然，起码要赔上摊费和大税了。其实，中国市场没有这个待遇也是正常的，因为中国市场的生意火着呢，摊床没有闲着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能出摊，摊床很快就能租出去。特别是吉尔吉斯人，最爱来中国市场凑热闹，好像谁什么时候不出摊他们都知道，一有闲地方就让她们给占了。
由于卓娅的努力，使我这个没有免床费待遇的中国人也得到了这个待遇。我很感谢卓娅，就夸奖她说：“危务姆娜呀，妈拉劫吃（你很聪明，好样的）！”她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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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行，我听话。”
我看她态度不错，就说：“那你就留下吧。”
她高兴地说：“谢谢！”
通过一天的观察，我打算让她去中心市场开摊。那是中国人最早卖过货的地方，现在那里卖货的都是乌兰乌德人，有不少闲地方。
每天早晨，卓娅都必须来我房间取货。这时，我会把沏好的一杯中国绿茶递给她，她总会说声谢谢。
一次，她边喝茶边说：“列娜，您多像我的妈妈呀！”
我问：“你妈妈在哪儿？”
她说：“在农村，我还有个妹妹。”
我说：“我有一儿一女，都比你大。”
她开心地说：“他们是我的中国哥哥和中国姐姐。”
同站市场的中国人，你忙我也忙，忙的不一样。有的一家好几口人，自己忙。有的雇了“帮忙干”，自己不当甩手掌柜的，照样忙。有的摊位多，雇几个“帮忙干”，管理忙。另有一种人不卖货也忙——玩忙，划拉几个人就支起了扑克局。我的摊后边，几乎每天都有几个大男人打扑克。玩着玩着，有人不玩了，说要去追“帮忙干”。原来，有人送信说，他在瓦特尔市场的“帮忙干”把货扛跑了。怎么，“帮忙干”还能把货给扛跑了？我大吃一惊。
我说：“找警察呀！”
那人说：“咱雇人时也没通过警察，人家能管吗？”
还有人说：“咋管哪，‘帮忙干’多数家住农村，上哪儿找去？”
我说：“那就没希望了？扛走多少货？”
有人说：“大概有4000多块钱的货，够他干一阵子才能挣回来。”
我说：“看来，对‘帮忙干’真得注意点，不能太放手了。”
又有人说：“唉，扛走点货拐走点钱，那都是常事儿。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买卖，能没人惦记吗？没听说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话说得一点不假，“帮忙干”要真惦记上你的东西，她总会想办法捞点。有一次，我回满洲里上货晚回来两天，检查卓娅卖货账时，就发现了问题。
10天的卖钱额之和看账面数相符，剩货余额也没问题。查到此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在明细账上，却发现了可疑之处：在老年毛衫那一栏，每天都有明显的改动。事发在我走后的第二天，账上记着卖了4件，后来用红笔把4改成6，而卖钱额并未增加，多卖的两件钱哪去了。由于改了这一笔，以后每天的余额都相对减少两件，而且也是用红笔改的。很明显，事先用蓝笔记好的账，改在我回来之前。
我手拿账本，坐在她的身边，把问题指给她看。我说：“卓娅，这几天的账我没有看懂。”
她反问我：“你有什么疑问吗？”
我问道：“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4改成6？”
“啊？啊，”她显然有些紧张，“那天，那天是卖了6件，我记错了。”
“是吗，为什么账面上只收了4件的钱，那两件呢？”她站起身来，左手拿起账本，右手托着下巴，眼睛只往下看，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我知道她没法回答我，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老毛衫这一行，每天的余额都是改过的？难道你每次记到这一行的这一笔就必须换红色吗？你不怕麻烦吗？这一问更是无泄可击，她用右手端起茶杯并喝了一口，不像往常那样去品尝中国茶的香味，而是一口接一口地喝了起来。我知道她是在掩饰自己的不安，直到她把茶水喝尽，才把杯子放到桌子上。
我看到她的手有些颤抖，好像被热水烫过。然后，她低下头，默认了自己的过失。
我不想更多地批评她，但我要警告她，让她明白。我说：“卓娅，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蒙骗我？你想抓我糊涂吗？错了，我也学过财务，你耍这点小聪明我一目了然。”
“列娜，别说了，我再不敢了，这两件毛衫的钱我赔。”她打断我的话说。这时，我才发现她的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
这几天，都亚市场的大税查得很严，午饭后有人说查大税的快来了，我就随着一些人早早地收了摊。我忽然想起让人不放心的卓娅，就直奔中心市场去了。
中心市场，一改当年的繁荣景象，再也看不见那拥挤的人群。稀稀拉拉能数得清的人，好像在公园散步，携手揽腕地从摊床前走过。卓娅坐在板凳上，她并未看见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说来赶巧了，我忽然发现大家都叫她漂亮女人的中国人向卓娅走去，漂亮女人不知给她点什么，并在卓娅耳边耳语了几句就走了。再看看挂衣服的地方，有几件不是我的货，是卓娅的吗？不可能，她没有这个条件。是谁的呢？噢，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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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卖多少。”说完她才发现是我，“列娜，你怎么来了？”她甚至有些惊慌。
我说：“听说你这儿增加了新货，我过来看看。”她听出我话中有话，不自觉地看看那几件衣服。
我看着那几样货问：“这几样货不是我的，怎么回事儿？”
她吱唔着说：“是，是我的。”
我说：“你长进很大嘛，学会做买卖了，好样的。”她很自然地抿着嘴笑了。
我告诉她：“等收摊费时你也要交一些。”
她反对说：“列娜，我不能交。”
我问道：“为什么，既然这地方挂着我们俩的货，让你拿点摊费不对吗？”
她说：“列娜，我没有钱。”
我说：“你不是有货吗？卖了货就有钱了。”
她只好说了实话：“列娜，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其实这货不是我的。”
我不解地说：“不是你的，为什么挂这儿？”
她说：“是一个中国女人放在这的，让我给代卖。”
果然不出我所料，刚才那个漂亮女人正是给卓娅送货的。我当然不高兴，就说：“代卖，我们自己的货还卖不完，为什么要给别人代卖？”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挑了一条“帅哥”裤子走了。卓娅把账记了，卖价高于最低限价30卢布，还行，没提成。
过了一会儿，卓娅有些难为情地说：“列娜，是我不好，不该私自为别人代卖货。”
我说：“你看，好地方挂着别人的货，我的东西却挤在不显眼的地方。”卓娅的反应就是慢，话说到这分上，她还不知道把货摘下来。
于是，我不耐烦地说：“怎么，还用我自己动手吗？”
她这才如梦方醒地说：“不，我来摘。”我的货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突然问卓娅说：“卓娅，我对你怎么样？”
她满意地说：“哈拉少！”
我又说：“而你对我好吗？”她右手摆弄账本，眼盯着我发愣，让我给问蒙了。我只好换个问法：“你工作干得好吗？”
她很随意地回答：“还行。”
我笑着说：“为什么还行，而不是很好？”
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很想干好，可是我更需要一笔钱，所以……”
“你为什么需要一笔钱？”
“替我妹妹交学费。”
“你已经结婚，女儿也两岁了，为什么还要替妹妹交学费？”
“因为我家里没有钱，如果我不帮她，妹妹只能退学。”
原来是这样，我顿时同情起她来。同时，我又想起了“大革命时期”，它使我们“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代人过早地走出了舍不得离开的校门，摸爬滚打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那书声朗朗的课堂，永远是我的向往。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学有所成，我才走进了乌兰乌德。不管是什么原因迫使学者辍学，都是一场悲剧。为妹妹交学费是压在卓娅肩上的一副重担，难得她有这分爱心。可是，她自己的生活还节衣缩食，要凑足妹妹的学费谈何容易？要不我借给她，可她啥时候能还给我呢？万一她突然不干了，这钱……要知道，中国人是最不愿意和“帮忙干”打金钱交道的。
虽然我不情愿，但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卓娅，给你妹妹交学费得要多少钱？”
“4000卢布。”
“你没向亲朋好友借吗？”
“借了，没借着。”
“为什么，他们怕你不还吗？”
“不是，他们都没有钱。”
“是这样？”我的心软了，“如果有人借给你这笔钱，你将咋还呢？”
“我每天挣100卢布，会还50卢布，慢慢就还完了。”
听了她的还款计划，虽然感觉时间有些漫长，但她已经尽力而为了。我决定借给她这笔钱，于是我拿出4000卢布对卓娅说：“这是4000卢布，拿去给你妹妹交学费吧。”
卓娅双手接过4000卢布，露出从未有过的天真说：“列娜，想不到你会帮助我。”接下来她并没说谢谢，而说了声对不起，她自责地苦笑着，像木头一样立在那里。
卓娅给妹妹交了学费，精神头十足，工作热情比过去高多了。她一改往日那种不紧不慢的作风，每日早出晚归，我再没为她操过心。
一天早上，卓娅左手捧着一大瓶酸奶，右手拎着装有胡萝卜和西红柿的兜子走进房间。
我以为她刚从副食商场来，就问：“怎么，大清早就买吃的去了？”
她说：“不，这是一个朋友从农村捎来的，是我妈妈特意送给您的。”
“送给我的，太谢谢了！”
“列娜，是我们应该谢谢您，妈妈让我转达全家人对您的谢意！”
刚放下东西，卓娅就要去交下月的床费，我劝她喝了茶再去，她说有事找领导商量，要赶早去。不大会儿她就回来了，进门就说：“成了，成了！”
“什么成了，看把你乐的。”
“给咱们免了12天的床费。”
“免床费，为什么？”
她解释说：“因为你去满洲里上货，我去都亚看摊，这边摊床停了12天。我告诉领导说这是我的摊床，是回农村探亲耽误卖货的。”
我问：“而为什么不说是我的摊床？”
“因为这不是中国市场，中国人没这个待遇。”
“啊，是这样。”
事实上，中国市场的中国人仍然没这个待遇。而在中心市场卖货的乌兰乌德人，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请假就可以少交摊费。中国人的摊床要按月交摊费和大税，有特殊情况不能出摊时，就得把摊床租出去，不然，起码要赔上摊费和大税了。其实，中国市场没有这个待遇也是正常的，因为中国市场的生意火着呢，摊床没有闲着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能出摊，摊床很快就能租出去。特别是吉尔吉斯人，最爱来中国市场凑热闹，好像谁什么时候不出摊他们都知道，一有闲地方就让她们给占了。
由于卓娅的努力，使我这个没有免床费待遇的中国人也得到了这个待遇。我很感谢卓娅，就夸奖她说：“危务姆娜呀，妈拉劫吃（你很聪明，好样的）！”她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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