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科举出题逻辑
朱翊钧抬起眼来，竭力遏制住惊讶的神情望向许国。
历史上万历十七年的殿试策问之主题，正是“立纲陈纪，移风易俗，消悖慢而就约束”。
这真是太巧了。
朱翊钧心想，难道是冥冥之中确有定数，无论我说甚么，今年的殿试题目就总是历史上的那一题？
朱翊钧拢在袖子里的手稍稍不自在地互拱了一下。
这种命里注定的“定数”让他心底生疑又发虚。
他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跳脱于历史研究之外的奇怪想法。
莫非他就是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就是他？
说不定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像他一样，尝试过要改变专制、交出君权，只是他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被阻止了，所以史书上留下的才是他朱翊钧后来看到的那个万历皇帝？
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他不信内阁听不出他真正想用甚么题目当殿试策问，可是为何他们都不愿意出声赞同呢？
朱翊钧定了定心神，秉承着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信念追问道，
“为何却不以‘天下无君’为题？”
其实这句话他问得相当不坚定，他是有点怕许国明确说出反对“天下无君”这种主张的话来的。
这里面暗含着一个悖论，无君的下一步就是民主，可是明朝的民主或许反过来反对无君。
朱翊钧就是不愿意承认大家都是赞成大明有一个皇帝的，即使这个皇帝是他本人。
未料许国却没有谈及这个题目本身的含义，仍然公事公办道，
“科场题目，尚该正大明白，不炫奇僻。”
朱翊钧反问道，
“便是奇僻，又当如何？”
许国回道，
“倘或所涉之典，当时之士多不通晓，皆为罕知，未免则有失公平。”
许国稍稍顿了一顿，似乎有些许犹豫地问道，
“皇上可还记得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
朱翊钧被问得一怔，继而便扬起了眉，原来许国担心的是这个。
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在后世有一个更有名的概称，叫作徐经、唐寅科场舞弊案。
那一科监考的两位主考官，一个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人。
而历史上的弘治十一年，正好是名留青史的大才子唐寅乡试夺魁、名播江南的那一年，同位举人的江阴巨富徐经与他交好，两人便相约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
由于当时的乡试主考官梁储欣赏唐寅的才华，于是在回京之后曾拿唐寅的文章与程敏政品评。
唐寅与徐经联袂抵京后，会试前夕，两人又遍访前辈，广交名流，其中就包括了程敏政，因为徐经随带书僮，出手大方，所以更招人瞩目。
特别是当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程敏政后，直接受到了其他举子的猜忌，乃至会试入试两场方毕，流言蜚语已满京城，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
而这流言的最大根据，就是因为那一年李东阳和程敏政在会试第三场的经史策中，出题用典过于冷僻，导致很多考生无从着手，只有唐寅和徐经交上去的两张试卷答题贴切。
于是明孝宗便敕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听候审查，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
然而，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
虽然流言纯属子虚乌有，但舆论仍喧哗不已，明孝宗为平息舆论，便着锦衣卫加以审讯。
即使最终查无鬻题实据，却仍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向乡试座主梁储送礼等理由，将两人均遭削除仕籍，发县衙为小吏。
因此许国的疑问，并不能算是无中生有，明朝会试的第二场、第三场，以及殿试策问中，都包含大量典故，而通晓经史掌故虽然不如写好出自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重要，但是考生若是不解典故，几乎是无法作答的。
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
此题中被称为“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涉及许衡的话，即所谓“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退斋记》。
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以朱熹《小学》、《大学》等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后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
后因权臣作梗，屡次破坏汉法，导致诸生廪食不继，办学缺少经费，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因此发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感叹。
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必须一见到题干，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传播儒学的故事。
这就好比之前的一见题目中的“天圣三年观孙奭讲《曲礼》”，就要知道宋朝有崇政殿说书，要知道孙奭其人其事，要知道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为政举措。
即使明朝科举对经史策的写作水平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考生读不懂题目中蕴含的深意，没能揣摩出典故中所影射指代的人和事，写下的答案便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而偏偏科举选拔的一大标准，就是要选出最能契合出题者意图的考生，有这一标准横在跟前，许国的质疑就师出有名了。
或许“天下无君”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问题目，但是考生们不知道它的典故出处，揣摩不出皇帝出题的意图，这文章又如何作得呢？
即使有人把文章作出来了，恰恰又符合皇帝的心意，但是这种文章它一定是不符合朝廷筛选人才的标准的。
而明清科举考试最讲究的是一个流程化和规范化，殿试策问的根本目的是为会试合格的考生排名次的。
换句话说，如果这殿试策问的题目自身就不符合科举标准，其选出来的人才，又如何能让读书人信服呢？
就算是在现代比较开放的社会，照样有应试高考生觉得出国留学生录取门槛过低、自费留学国外名校者名不副实的情形出现，何况是在观念保守的封建时代呢？
想通了这一点，朱翊钧不禁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坚持下去，当真用“天下无君”当殿试策问，内阁并不会反对到底。
但是最终结果肯定会跟许国担心的一样，选出来的考生不但不能服众，而且可能会导致跟弘治十二年如出一辙的诬告与连坐。
何况顺天府乡试案的涉案考生正经历覆试，如果因此导致党争乃至牵连内阁首辅，那定然是得不偿失。
朱翊钧思索再三，终于说服自己这应该不算是所谓的历史命数，而是制度惯性所带来的改革阻碍，
“……卿每提醒的是，便依卿所言，以‘立纲陈纪’为此科之策问罢。”
覆试与科举的问题解决之后，三位首辅显然是轻松了一些，再议论过几件事后，朱翊钧照例颁下了赏赐，尔后便让他们退出了文华殿。
待三位阁臣完全离开后，朱翊钧的双手才中袖子中被解放出来。
他摸了摸了头上的冠帽，不知怎的，脑海中忽然就涌现出了李氏扯下他帽子的模样。
他暗想，如果能剔除杀人的那部分，李氏那样子简直美极了。
就在朱翊钧愀然静坐之时，魏忠贤来了。
这回魏忠贤没跟在孙暹后面，他是一个人来的。
朱翊钧准他单独面圣后，一见老魏下跪行礼，突然福至心灵般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
“李进忠，如果你是科举主考官，你会出甚么题呢？”
魏忠贤吓了一跳，他偷眼左右环顾了一圈，这才确定皇帝这个问题是在问自己，忙叩头回道，
“奴婢不通文墨，哪里能出甚么题呢？”
朱翊钧玩味问道，
“倘或朕非要你出一个呢？”
魏忠贤嗫嚅半刻，终是硬着头皮答道，
“那就……那就听皇爷的，皇爷想出甚么样儿的题，奴婢就出甚么样儿的题。”
朱翊钧瞧着他，一只手搭在冠帽上，抿着嘴笑了起来，
“这就不好了，逢迎太过，如何能选出国之栋梁？”
魏忠贤回道，
“即使是国之栋梁，在皇爷面前，必也惟命是从，否则即便是再能干之人，又怎能被称作是栋梁呢？”
魏忠贤答完这一句，颇有些沾沾自喜，自以为恰准了皇帝的要脉，不料朱翊钧听了，却悻悻然道，
“有你这样的奴婢，真难怪祖训说宦官不得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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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万历十七年的殿试策问之主题，正是“立纲陈纪，移风易俗，消悖慢而就约束”。
这真是太巧了。
朱翊钧心想，难道是冥冥之中确有定数，无论我说甚么，今年的殿试题目就总是历史上的那一题？
朱翊钧拢在袖子里的手稍稍不自在地互拱了一下。
这种命里注定的“定数”让他心底生疑又发虚。
他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跳脱于历史研究之外的奇怪想法。
莫非他就是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就是他？
说不定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像他一样，尝试过要改变专制、交出君权，只是他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被阻止了，所以史书上留下的才是他朱翊钧后来看到的那个万历皇帝？
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他不信内阁听不出他真正想用甚么题目当殿试策问，可是为何他们都不愿意出声赞同呢？
朱翊钧定了定心神，秉承着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信念追问道，
“为何却不以‘天下无君’为题？”
其实这句话他问得相当不坚定，他是有点怕许国明确说出反对“天下无君”这种主张的话来的。
这里面暗含着一个悖论，无君的下一步就是民主，可是明朝的民主或许反过来反对无君。
朱翊钧就是不愿意承认大家都是赞成大明有一个皇帝的，即使这个皇帝是他本人。
未料许国却没有谈及这个题目本身的含义，仍然公事公办道，
“科场题目，尚该正大明白，不炫奇僻。”
朱翊钧反问道，
“便是奇僻，又当如何？”
许国回道，
“倘或所涉之典，当时之士多不通晓，皆为罕知，未免则有失公平。”
许国稍稍顿了一顿，似乎有些许犹豫地问道，
“皇上可还记得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
朱翊钧被问得一怔，继而便扬起了眉，原来许国担心的是这个。
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在后世有一个更有名的概称，叫作徐经、唐寅科场舞弊案。
那一科监考的两位主考官，一个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人。
而历史上的弘治十一年，正好是名留青史的大才子唐寅乡试夺魁、名播江南的那一年，同位举人的江阴巨富徐经与他交好，两人便相约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
由于当时的乡试主考官梁储欣赏唐寅的才华，于是在回京之后曾拿唐寅的文章与程敏政品评。
唐寅与徐经联袂抵京后，会试前夕，两人又遍访前辈，广交名流，其中就包括了程敏政，因为徐经随带书僮，出手大方，所以更招人瞩目。
特别是当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程敏政后，直接受到了其他举子的猜忌，乃至会试入试两场方毕，流言蜚语已满京城，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
而这流言的最大根据，就是因为那一年李东阳和程敏政在会试第三场的经史策中，出题用典过于冷僻，导致很多考生无从着手，只有唐寅和徐经交上去的两张试卷答题贴切。
于是明孝宗便敕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听候审查，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
然而，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
虽然流言纯属子虚乌有，但舆论仍喧哗不已，明孝宗为平息舆论，便着锦衣卫加以审讯。
即使最终查无鬻题实据，却仍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向乡试座主梁储送礼等理由，将两人均遭削除仕籍，发县衙为小吏。
因此许国的疑问，并不能算是无中生有，明朝会试的第二场、第三场，以及殿试策问中，都包含大量典故，而通晓经史掌故虽然不如写好出自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重要，但是考生若是不解典故，几乎是无法作答的。
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
此题中被称为“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涉及许衡的话，即所谓“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退斋记》。
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以朱熹《小学》、《大学》等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后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
后因权臣作梗，屡次破坏汉法，导致诸生廪食不继，办学缺少经费，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因此发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感叹。
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必须一见到题干，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传播儒学的故事。
这就好比之前的一见题目中的“天圣三年观孙奭讲《曲礼》”，就要知道宋朝有崇政殿说书，要知道孙奭其人其事，要知道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为政举措。
即使明朝科举对经史策的写作水平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考生读不懂题目中蕴含的深意，没能揣摩出典故中所影射指代的人和事，写下的答案便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而偏偏科举选拔的一大标准，就是要选出最能契合出题者意图的考生，有这一标准横在跟前，许国的质疑就师出有名了。
或许“天下无君”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问题目，但是考生们不知道它的典故出处，揣摩不出皇帝出题的意图，这文章又如何作得呢？
即使有人把文章作出来了，恰恰又符合皇帝的心意，但是这种文章它一定是不符合朝廷筛选人才的标准的。
而明清科举考试最讲究的是一个流程化和规范化，殿试策问的根本目的是为会试合格的考生排名次的。
换句话说，如果这殿试策问的题目自身就不符合科举标准，其选出来的人才，又如何能让读书人信服呢？
就算是在现代比较开放的社会，照样有应试高考生觉得出国留学生录取门槛过低、自费留学国外名校者名不副实的情形出现，何况是在观念保守的封建时代呢？
想通了这一点，朱翊钧不禁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坚持下去，当真用“天下无君”当殿试策问，内阁并不会反对到底。
但是最终结果肯定会跟许国担心的一样，选出来的考生不但不能服众，而且可能会导致跟弘治十二年如出一辙的诬告与连坐。
何况顺天府乡试案的涉案考生正经历覆试，如果因此导致党争乃至牵连内阁首辅，那定然是得不偿失。
朱翊钧思索再三，终于说服自己这应该不算是所谓的历史命数，而是制度惯性所带来的改革阻碍，
“……卿每提醒的是，便依卿所言，以‘立纲陈纪’为此科之策问罢。”
覆试与科举的问题解决之后，三位首辅显然是轻松了一些，再议论过几件事后，朱翊钧照例颁下了赏赐，尔后便让他们退出了文华殿。
待三位阁臣完全离开后，朱翊钧的双手才中袖子中被解放出来。
他摸了摸了头上的冠帽，不知怎的，脑海中忽然就涌现出了李氏扯下他帽子的模样。
他暗想，如果能剔除杀人的那部分，李氏那样子简直美极了。
就在朱翊钧愀然静坐之时，魏忠贤来了。
这回魏忠贤没跟在孙暹后面，他是一个人来的。
朱翊钧准他单独面圣后，一见老魏下跪行礼，突然福至心灵般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
“李进忠，如果你是科举主考官，你会出甚么题呢？”
魏忠贤吓了一跳，他偷眼左右环顾了一圈，这才确定皇帝这个问题是在问自己，忙叩头回道，
“奴婢不通文墨，哪里能出甚么题呢？”
朱翊钧玩味问道，
“倘或朕非要你出一个呢？”
魏忠贤嗫嚅半刻，终是硬着头皮答道，
“那就……那就听皇爷的，皇爷想出甚么样儿的题，奴婢就出甚么样儿的题。”
朱翊钧瞧着他，一只手搭在冠帽上，抿着嘴笑了起来，
“这就不好了，逢迎太过，如何能选出国之栋梁？”
魏忠贤回道，
“即使是国之栋梁，在皇爷面前，必也惟命是从，否则即便是再能干之人，又怎能被称作是栋梁呢？”
魏忠贤答完这一句，颇有些沾沾自喜，自以为恰准了皇帝的要脉，不料朱翊钧听了，却悻悻然道，
“有你这样的奴婢，真难怪祖训说宦官不得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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