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蠢蠢欲动的顺义王
顺义王指的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达延汗后裔，也是万历时期稳定明蒙关系的重要人物之一。
自隆庆四年，明朝与蒙古达成和平协定，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之后，这已是明朝第三次嗣封土默特部首领为“顺义王”了。
事涉边疆安稳，张诚不敢不慎重，
“宣大总督尚书郑雒有题掲，顺义王的马是送给的内阁辅臣的，这是万历十二年，黄台吉嗣封时的老例。”
朱翊钧知道此“黄台吉”非彼“皇太极”，这个蒙古土默特部的黄台吉，指的是第二代顺义王辛爱黄台吉。
“奉藩归款，四夷献宝，此乃太平盛争之景。”
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道，
“顺义王送马是好事，先生也太小心了，说甚么‘人臣自有分义，每戒于私交’，还题请将原送马匹收入内监，或发京营骑操。”
“一匹马而已，朕又不能骑马，顶多瞧上一瞧，哪里会‘夺人所爱’呢？”
张诚忙道，
“顺义王能送内阁马匹，皆因皇上仁恩徧覆，圣武布昭，内阁得蒙圣恩，自是应具实上陈，乞请皇爷圣裁辞受与否。”
朱翊钧心中叹气，
“外夷向化，也是内阁众臣运筹賛襄，岂可拒绝？着令受之，以慰外夷之心。”
张诚连忙应下，又道，
“虏酋慕义来王，祖孙三世称臣奉贡，先后实无二心，此皆我大明宗社神灵之所感孚，皇爷盛德之所砻服，哪里是臣下的功劳呢？”
“内阁若知皇爷此心，必定感戴天恩之至，为皇爷竭以驱驰之力。”
朱翊钧这回倒没再不好意思，他只是觉得有些恐慌。
前世读史书，只觉得皇帝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样子十分可笑。
独裁者不但不觉得是自己受了天下臣民的供奉，反而还以为是天下臣民皆得仰仗于他才得以生存。
如此妄尊自大之人，却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天下子民如何能不受其害？
但此时的朱翊钧却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产生了质疑。
皇帝以为天下独他一人，会不会是因为周遭人在不停地向他灌输这个观点呢？
亲行庙礼是大孝飨亲，灾时减征是天恩浩荡，蠲免苛税是圣心悯仁，就连让臣子接受一匹外夷送来的马，也能被三呼万岁、感戴之极。
一个人从小就长期处在一种“每时每刻都有人向自己磕头谢恩”的环境里，又怎么会养出属于正常人格的人性呢？
朱翊钧在心里为万历皇帝如此辩驳。
万历帝可真难啊，他的人格在幼时一定是完好的，分明是周围的这些“奴才”扭曲了他。
把一个“人”逆转成了“主子”还不算，却还因此反过来指责他缺失了人性，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万历帝这一部分缺失的人性一定不是因为他先天缺少了这一部分的根。
这一部分原先一定在他的性格深处露过苗头，只是后来不幸地被他手中的权力给吞噬了、铲平了，因此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一人”。
朱翊钧相当有同理心地想，万历皇帝缺了甚么，我得给他补上。
“这却不是朕谦虚，扯力克嗣封顺义王之事颇有曲折，倘或不是内阁与边臣从中费心斡旋，如今又哪得此般安稳局面？”
“朕听闻，昔年俺答有妾名‘三娘子’者，聪明有权略，能佐俺答主贡市，约束诸部，前宣大总督吴兑抚之甚厚，三娘子益归心中国。”
“俺答死后，辛爱黄台吉袭封，更名‘乞庆哈黄台吉’，欲娶三娘子为妻，三娘子不从，而率领部众西走，倘或彼时三娘子别属他部，则我中国封此黄台吉无用。”
“于是今之宣大总督郑雒遣人游说三娘子云，‘夫人能归王，不失恩宠，否则塞上一酋妇耳’，三娘子听命回归，乞庆哈黄台吉果贡市惟谨。”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乞庆哈黄台吉病逝，其子扯力克袭位，三娘子益年长，独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
“郑雒唯恐贡市无主，遂告诫扯力克云，‘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有属也’，扯力克便遣散诸妾，与三娘子合帐成婚。”
朱翊钧合上了手中的章奏，
“安边之事，实乃非抚赏无以示羁縻，非兵威无以为讋服，最怕边将狃于小利，横挑大衅，吴兑、郑雒，抚赏兵威两手并用，先文谕而后攻战，三次册封顺义王告成，不可不谓厥功甚伟也。”
张诚仍不住奉承道，
“都是皇爷用人得当。”
朱翊钧笑了一下，将章奏放回了桌上，
“前几年朕就说了嘛，郑雒在边镇，节省钱粮，是好官，边上该用他。”
“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吏部推升郑雒协理京营戎政，说他在边九年，劳绩已久，按照资历应予升迁，朕当时就给否了。”
“这各处要紧事情重大的，必须推其堪任用的，哪里能以资格历俸为升迁准则？如推郑雒在京营，便是放在闲散，没的可惜了好人才。”
张诚回道，
“如今顺义再封，边境无虞，各部进马请市者绎络而至，此皆仰赖皇爷运筹帷幄。”
无论是自己当皇帝，还是作为万历皇帝，朱翊钧都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
“边臣主边贸，顺义王再封，郑雒必有题奏。”
张诚忙从朱翊钧手边的一堆奏疏中找出郑雒的章奏，
“奴婢见得，郑雒所奏，共有三事，一为定马数，二为限赏额，三为明军令。”
朱翊钧接过奏疏，还没翻开，就先赞了一句，
“提纲挈领，很是得当。”
朱翊钧一面说着，一面打开章奏看了起来，
“此等三桩事情，你却如何以为？”
张诚道，
“都是要紧事体，皇爷宜委之推行。”
朱翊钧问道，
“如何要紧？”
张诚道，
“先帝爷议贡之初，宣镇款市速成，时至今日，却是抚赏无节，市马无数。”
“大同、山西虽有定数，而蒙古部众恣意要索，主事官员情非得已，故而丝丝与之，积尺成丈。”
朱翊钧沉吟道，
“岁赏款关，不得轻省，朕记得万历十一年时，朵颜长昂屡扰边，蓟镇总兵官杨四畏不能御，乃调今之陕西总兵官张臣代之，朵颜长昂因忌惮张臣，故而使其从母土阿、妻东桂款关乞降。”
“后又有俺答弟老把都弃妾猛可真、乞庆哈弃妾大嬖只与小阿卜户犯黑峪关，其时张臣令将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系之狱中，令其还我中国被掠军民。”
“猛可真以所爱者五人在俘中，故许献还所掠，又亲叩关索故赏，虏夷狡诈轻浮，若无岁赏利款，何以制其根本？”
朱翊钧的话是有历史根据的。
历史上的顺义王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合纵连横。
此时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
万历十六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
除此以外，扯力克还时常命麾下部众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
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并迫使他们南迁，使得明朝边境藩篱逐渐减少。
因此从万历十五年起，朝廷上下对青海出兵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一时期的西部边患，多是小打小闹。
直到万历十八年，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对明朝发起了突袭，他以四千蒙古军先后进攻了甘肃的临洮、渭州、河州三地，在短短一个月内，使得明朝两位总兵战死，五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
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其职位由原宣大总督郑雒接替。
郑雒到任后十分冷静，他并没有集结重兵发起反击，而是立刻切断了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协助扯力克就先攻打谁。
郑雒的这一手笔，使得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
同时，郑雒还派人在青海各地的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严正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蒙古部落纷纷投诚。
接着郑雒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
如此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
阴招使完了，郑雒又回归了“阳谋”，他将麾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且打完就走，不与扯力克发生正面冲突。
从万历十八年的十月开始至万历十九年一月，明军在青海的平叛部队天天小仗不断，没打过一次大仗，却成功而彻底地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粮草补给。
原本在河洮之变后气焰嚣张的扯力克，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郑雒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派人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扯力克若是继续留在青海，明廷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
同时郑雒又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
利弊权衡之下，扯力克于万历十九年撤兵离开了青海。
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万历二十六年，明廷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了最后一支扯力克的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
至此，明朝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
专事明史研究的朱翊钧非常清楚，青海蒙古问题虽然在晚明没有酿成大祸，但是青海局势对明朝边境的安稳至关重要。
因为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宁夏战争和朝鲜战争相继爆发。
倘或没有郑雒在青海恩威并施，反而响应朝中主战派的号召，让明廷在青海投入重兵与蒙古开战，那么很可能就会使大明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
万历皇帝之前能任用郑雒安边，可见其识人精准，且绝非是一个对边境事务一无所知的昏庸之君。
青海是保证西部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明廷在俺答封贡之后通过互市贸易对蒙古诸部百般笼络，并非全然是因为软弱怯战。
岁赏的好处在“恩”更在于“威”，互市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但能分化蒙古诸部，还能在必要之时对叛部实行经济制裁。
正因朱翊钧知晓抚赏外虏的利害，因此即使已知朝廷财政不支，也不愿轻易裁减岁赏的开销。
张诚回道，
“蒙古部众以盗窃为生，然制驭在我中国，倘或依总督郑雒所言约定马数，使蒙古如约则市，反之则闭关绝虏，诸部便不敢恣其所求，亦不至遂开衅隙，此乃我大明数世之利也。”
朱翊钧又扫了几眼奏疏，道，
“郑雒的这些建议，内阁是怎么看的？”
张诚恭谨道，
“郑雒在奏疏中提议限定的马数，原本就是先帝爷于俺答封贡之初定下的旧额，内阁自然无有异议。”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俺答封贡是由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与大同巡抚方逢时一力主张，先帝又通过兵部议奏，以王崇古八议刊示廷臣会议而促成的，自是无有错漏。”
张诚听到皇帝“选择性忽略”了高拱和张居正在俺答封贡中起到的重用作用，便已知皇帝心下是赞同恢复从前的“旧额”的。
否则依照这位皇爷的脾气，早就用“张党旧政，不值一哂”来堵底下人的嘴了。
“皇爷说得是，郑雒任总督以来，事事谨遵先帝爷之遗训，故而三镇无有溢费，如今实宜仍如旧额，加以限之岁赏，否则以朝廷有限之财，何以填虏酋无穷之壑？”
朱翊钧从善如流，
“既如此，便依郑雒所言，即今自始，宣府市马二万匹上下，不得逾三万；大同一万四千，山西六千。”
“至于其余赏赐，皆以万历十四年为准，旧例原无，不得轻为加添，以恣其欲，一切赏格，务不出原议钱粮之外。”
张诚一一记下，随即又问道，
“马数、赏额皆依奏议，一应军备是否亦照章核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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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隆庆四年，明朝与蒙古达成和平协定，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之后，这已是明朝第三次嗣封土默特部首领为“顺义王”了。
事涉边疆安稳，张诚不敢不慎重，
“宣大总督尚书郑雒有题掲，顺义王的马是送给的内阁辅臣的，这是万历十二年，黄台吉嗣封时的老例。”
朱翊钧知道此“黄台吉”非彼“皇太极”，这个蒙古土默特部的黄台吉，指的是第二代顺义王辛爱黄台吉。
“奉藩归款，四夷献宝，此乃太平盛争之景。”
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道，
“顺义王送马是好事，先生也太小心了，说甚么‘人臣自有分义，每戒于私交’，还题请将原送马匹收入内监，或发京营骑操。”
“一匹马而已，朕又不能骑马，顶多瞧上一瞧，哪里会‘夺人所爱’呢？”
张诚忙道，
“顺义王能送内阁马匹，皆因皇上仁恩徧覆，圣武布昭，内阁得蒙圣恩，自是应具实上陈，乞请皇爷圣裁辞受与否。”
朱翊钧心中叹气，
“外夷向化，也是内阁众臣运筹賛襄，岂可拒绝？着令受之，以慰外夷之心。”
张诚连忙应下，又道，
“虏酋慕义来王，祖孙三世称臣奉贡，先后实无二心，此皆我大明宗社神灵之所感孚，皇爷盛德之所砻服，哪里是臣下的功劳呢？”
“内阁若知皇爷此心，必定感戴天恩之至，为皇爷竭以驱驰之力。”
朱翊钧这回倒没再不好意思，他只是觉得有些恐慌。
前世读史书，只觉得皇帝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样子十分可笑。
独裁者不但不觉得是自己受了天下臣民的供奉，反而还以为是天下臣民皆得仰仗于他才得以生存。
如此妄尊自大之人，却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天下子民如何能不受其害？
但此时的朱翊钧却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产生了质疑。
皇帝以为天下独他一人，会不会是因为周遭人在不停地向他灌输这个观点呢？
亲行庙礼是大孝飨亲，灾时减征是天恩浩荡，蠲免苛税是圣心悯仁，就连让臣子接受一匹外夷送来的马，也能被三呼万岁、感戴之极。
一个人从小就长期处在一种“每时每刻都有人向自己磕头谢恩”的环境里，又怎么会养出属于正常人格的人性呢？
朱翊钧在心里为万历皇帝如此辩驳。
万历帝可真难啊，他的人格在幼时一定是完好的，分明是周围的这些“奴才”扭曲了他。
把一个“人”逆转成了“主子”还不算，却还因此反过来指责他缺失了人性，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万历帝这一部分缺失的人性一定不是因为他先天缺少了这一部分的根。
这一部分原先一定在他的性格深处露过苗头，只是后来不幸地被他手中的权力给吞噬了、铲平了，因此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一人”。
朱翊钧相当有同理心地想，万历皇帝缺了甚么，我得给他补上。
“这却不是朕谦虚，扯力克嗣封顺义王之事颇有曲折，倘或不是内阁与边臣从中费心斡旋，如今又哪得此般安稳局面？”
“朕听闻，昔年俺答有妾名‘三娘子’者，聪明有权略，能佐俺答主贡市，约束诸部，前宣大总督吴兑抚之甚厚，三娘子益归心中国。”
“俺答死后，辛爱黄台吉袭封，更名‘乞庆哈黄台吉’，欲娶三娘子为妻，三娘子不从，而率领部众西走，倘或彼时三娘子别属他部，则我中国封此黄台吉无用。”
“于是今之宣大总督郑雒遣人游说三娘子云，‘夫人能归王，不失恩宠，否则塞上一酋妇耳’，三娘子听命回归，乞庆哈黄台吉果贡市惟谨。”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乞庆哈黄台吉病逝，其子扯力克袭位，三娘子益年长，独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
“郑雒唯恐贡市无主，遂告诫扯力克云，‘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有属也’，扯力克便遣散诸妾，与三娘子合帐成婚。”
朱翊钧合上了手中的章奏，
“安边之事，实乃非抚赏无以示羁縻，非兵威无以为讋服，最怕边将狃于小利，横挑大衅，吴兑、郑雒，抚赏兵威两手并用，先文谕而后攻战，三次册封顺义王告成，不可不谓厥功甚伟也。”
张诚仍不住奉承道，
“都是皇爷用人得当。”
朱翊钧笑了一下，将章奏放回了桌上，
“前几年朕就说了嘛，郑雒在边镇，节省钱粮，是好官，边上该用他。”
“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吏部推升郑雒协理京营戎政，说他在边九年，劳绩已久，按照资历应予升迁，朕当时就给否了。”
“这各处要紧事情重大的，必须推其堪任用的，哪里能以资格历俸为升迁准则？如推郑雒在京营，便是放在闲散，没的可惜了好人才。”
张诚回道，
“如今顺义再封，边境无虞，各部进马请市者绎络而至，此皆仰赖皇爷运筹帷幄。”
无论是自己当皇帝，还是作为万历皇帝，朱翊钧都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
“边臣主边贸，顺义王再封，郑雒必有题奏。”
张诚忙从朱翊钧手边的一堆奏疏中找出郑雒的章奏，
“奴婢见得，郑雒所奏，共有三事，一为定马数，二为限赏额，三为明军令。”
朱翊钧接过奏疏，还没翻开，就先赞了一句，
“提纲挈领，很是得当。”
朱翊钧一面说着，一面打开章奏看了起来，
“此等三桩事情，你却如何以为？”
张诚道，
“都是要紧事体，皇爷宜委之推行。”
朱翊钧问道，
“如何要紧？”
张诚道，
“先帝爷议贡之初，宣镇款市速成，时至今日，却是抚赏无节，市马无数。”
“大同、山西虽有定数，而蒙古部众恣意要索，主事官员情非得已，故而丝丝与之，积尺成丈。”
朱翊钧沉吟道，
“岁赏款关，不得轻省，朕记得万历十一年时，朵颜长昂屡扰边，蓟镇总兵官杨四畏不能御，乃调今之陕西总兵官张臣代之，朵颜长昂因忌惮张臣，故而使其从母土阿、妻东桂款关乞降。”
“后又有俺答弟老把都弃妾猛可真、乞庆哈弃妾大嬖只与小阿卜户犯黑峪关，其时张臣令将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系之狱中，令其还我中国被掠军民。”
“猛可真以所爱者五人在俘中，故许献还所掠，又亲叩关索故赏，虏夷狡诈轻浮，若无岁赏利款，何以制其根本？”
朱翊钧的话是有历史根据的。
历史上的顺义王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合纵连横。
此时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
万历十六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
除此以外，扯力克还时常命麾下部众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
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并迫使他们南迁，使得明朝边境藩篱逐渐减少。
因此从万历十五年起，朝廷上下对青海出兵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一时期的西部边患，多是小打小闹。
直到万历十八年，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对明朝发起了突袭，他以四千蒙古军先后进攻了甘肃的临洮、渭州、河州三地，在短短一个月内，使得明朝两位总兵战死，五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
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其职位由原宣大总督郑雒接替。
郑雒到任后十分冷静，他并没有集结重兵发起反击，而是立刻切断了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协助扯力克就先攻打谁。
郑雒的这一手笔，使得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
同时，郑雒还派人在青海各地的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严正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蒙古部落纷纷投诚。
接着郑雒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
如此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
阴招使完了，郑雒又回归了“阳谋”，他将麾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且打完就走，不与扯力克发生正面冲突。
从万历十八年的十月开始至万历十九年一月，明军在青海的平叛部队天天小仗不断，没打过一次大仗，却成功而彻底地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粮草补给。
原本在河洮之变后气焰嚣张的扯力克，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郑雒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派人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扯力克若是继续留在青海，明廷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
同时郑雒又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
利弊权衡之下，扯力克于万历十九年撤兵离开了青海。
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万历二十六年，明廷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了最后一支扯力克的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
至此，明朝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
专事明史研究的朱翊钧非常清楚，青海蒙古问题虽然在晚明没有酿成大祸，但是青海局势对明朝边境的安稳至关重要。
因为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宁夏战争和朝鲜战争相继爆发。
倘或没有郑雒在青海恩威并施，反而响应朝中主战派的号召，让明廷在青海投入重兵与蒙古开战，那么很可能就会使大明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
万历皇帝之前能任用郑雒安边，可见其识人精准，且绝非是一个对边境事务一无所知的昏庸之君。
青海是保证西部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明廷在俺答封贡之后通过互市贸易对蒙古诸部百般笼络，并非全然是因为软弱怯战。
岁赏的好处在“恩”更在于“威”，互市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但能分化蒙古诸部，还能在必要之时对叛部实行经济制裁。
正因朱翊钧知晓抚赏外虏的利害，因此即使已知朝廷财政不支，也不愿轻易裁减岁赏的开销。
张诚回道，
“蒙古部众以盗窃为生，然制驭在我中国，倘或依总督郑雒所言约定马数，使蒙古如约则市，反之则闭关绝虏，诸部便不敢恣其所求，亦不至遂开衅隙，此乃我大明数世之利也。”
朱翊钧又扫了几眼奏疏，道，
“郑雒的这些建议，内阁是怎么看的？”
张诚恭谨道，
“郑雒在奏疏中提议限定的马数，原本就是先帝爷于俺答封贡之初定下的旧额，内阁自然无有异议。”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俺答封贡是由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与大同巡抚方逢时一力主张，先帝又通过兵部议奏，以王崇古八议刊示廷臣会议而促成的，自是无有错漏。”
张诚听到皇帝“选择性忽略”了高拱和张居正在俺答封贡中起到的重用作用，便已知皇帝心下是赞同恢复从前的“旧额”的。
否则依照这位皇爷的脾气，早就用“张党旧政，不值一哂”来堵底下人的嘴了。
“皇爷说得是，郑雒任总督以来，事事谨遵先帝爷之遗训，故而三镇无有溢费，如今实宜仍如旧额，加以限之岁赏，否则以朝廷有限之财，何以填虏酋无穷之壑？”
朱翊钧从善如流，
“既如此，便依郑雒所言，即今自始，宣府市马二万匹上下，不得逾三万；大同一万四千，山西六千。”
“至于其余赏赐，皆以万历十四年为准，旧例原无，不得轻为加添，以恣其欲，一切赏格，务不出原议钱粮之外。”
张诚一一记下，随即又问道，
“马数、赏额皆依奏议，一应军备是否亦照章核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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